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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中所言：“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。”这一深刻的医学见解，揭示了疾病发生与发展的内在机理。每种疾病，无论其表现如何千差万别，其发病之始，皆源于人体正气的虚弱。然而，针对某一具体疾病，如慢性胃炎，其病程漫长，病程长短不一，导致病因机制复杂多变。从临床实际出发，慢性胃炎大多源于长期的饮食不规律，进而导致脾胃受损。其病程之长，动辄数月，甚至十数年，这其中的根本病机在于本虚标实，虚实夹杂。在中医理论中，脾胃为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，一旦脾胃受损，则气血生化乏源，身体自然难以抵御外邪。要深入探讨慢性胃炎的具体病因机制，还需从脾胃发生学的角度进行剖析。早在《黄帝内经》中，就有关于脾胃功能的详细记载。《素问·经脉别篇》云：“夫饮入于胃，游溢精气，上输于脾，脾气散精，上归于肺，通调水道，下输膀胱，五经并行。”这一描述，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脾胃在人体内的功能作用及相互关系。当脾胃受损时，其运化功能失常，水谷精微无法正常输布，进而导致气机升降失调，水液内停，聚湿成邪。湿邪一旦形成，便成为新的致病因子，进一步加重脾胃的损伤。湿邪壅滞，郁而化热，湿热相搏，使得疾病缠绵难愈。湿热之邪在体内的表现多种多样，如湿热下注则便溏、溲黄；湿热上蒸则头晕头重、卧寐不安；湿热淤于肌表则汗出渍渍；湿热阻于中焦则碍脾运，导致胃纳受阻，食滞而为邪。此外，湿浊中阻还可导致气滞血瘀，进一步加重病情。因此，对于慢性胃炎而言，其病机虽起于虚，但实则表现为脾虚兼夹湿热、食滞、气滞、瘀血等多种病理因素。在治疗上，应针对具体病情，采取清化湿热、调理气机、活血化瘀等综合措施，以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。只有在湿热已化、气机畅达、血行通顺的情况下，才能言及补虚，使治疗真正起到实效。安内善后，调养须分脏腑补益当分“先”“后”慢性胃病，一旦外邪被祛除，各脏腑间的内在矛盾便立刻凸显，成为治疗的关键。其发病机制主要源于脏腑间的阴阳气血平衡被打破，因此，调整脏腑气血阴阳成为治疗的重中之重。在阴阳气血失衡的过程中，虽然五脏都可能受到影响，但根据多年的临床观察，慢性胃病后期主要聚焦于脾肾两脏。脾作为后天之本，其虚弱往往是疾病发生的根源。一旦脾虚，邪气便容易乘虚而入，湿热之邪相互交织，形成各种病症。湿热一旦形成，脾虚的症状便更加明显。临床上，患者常表现为胃脘部轻微闷痛，时而发作，时而缓解，缺乏饥饿感，食欲不振，进食少量便感饱胀，大便溏薄，面色暗淡无华，舌质淡，舌边尖有齿痕，舌苔薄白或薄黄，脉象细缓。在治疗上，健脾成为首要任务，同时辅以清化湿热、散瘀活血、解热安神、降逆止呃等方法。药物选择上，党参、漂白术、生黄芪、炙黄芪等益气健脾之药被广泛应用；生扁豆、佩兰、白豆蔻等则用于清化湿热，醒脾和胃；厚朴、木香、枳壳等宽中行气；赤芍、莪术等散瘀活血；麦芽、谷芽、神曲、焦北楂等则健脾消食。肾虽为先天之本，但其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后天脾胃的滋养。正如古人所言，脾胃之气无伤，才能滋养元气。因此，慢性胃病后期脾气亏虚往往导致肾虚。然而，这种肾虚并非单纯的肾阳或肾阴亏虚，而是以阴阳失调、浮阳上越为主要表现。临床上，患者常出现周身烘热、汗出、腰膝酸软、手脚心发热、汗出等症状，舌质淡，苔薄或无苔，脉沉细缓。针对这一病机，治疗以益肾潜阳为主，兼以健脾理气、清化和中。药物选择上，黄精、菟丝子、仙灵脾、益智仁等被用来调理元阴元阳；党参、白术、黄芪等健脾益气；怀牛膝、龙骨、牡蛎、琥珀、茯苓等则用于潜降浮阳。通过这样的治疗，旨在恢复脏腑间的阴阳气血平衡，从而缓解慢性胃病的症状，恢复患者的健康。佐使须别“生”“克”慢性胃病进入后期阶段，其调理过程尤为复杂且精细。在此过程中，脾与肾两脏固然是治疗的重点，然而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使得脾胃与肺、肝两脏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，临床实践中常常发现它们相互影响，一病俱病。对于此类疾病的治疗，医者必须遵循“治病必求于本”的原则，即在补益脾胃的基础上，针对具体病情进行精准治疗。在肺脾两脏的关系中，《素问·经脉别篇》有云：“脾气散精，上归于肺。”然而，当脾气出现亏虚时，水谷精微便无法上承至肺脏以滋养肺金，导致土不生金，进而使肺失其荣、疏失宣肃。临床上，患者常表现出咳嗽、胸闷、心慌等症状。此时，若医者仅从症状出发，将“咳嗽”归因于肺病，将“心慌”归因于心病，并采取“头痛治头，脚痛治脚”的治疗方法，往往难以取得理想的治疗效果。针对此类病情，医者常采用“培土生金”的治疗原则，即在补脾的基础上，加用厚朴、枳壳、生枇杷叶等药材，以开宣肺气、畅中顺气。通过这种方法，脾气得以旺盛，肺气自然得以平复。此外，脾土亏虚往往会导致肝木乘虚而入。《素问·五运行大论》中提到：“气有余，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；其不及，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，己所胜，轻而侮之。”在临床实践中，肝气横犯脾胃会导致患者脘腹胀满、呃气连连；肝经循经不畅则会使患者两胁不舒，或单见右胁不舒，或女性经前双乳胀痛；而肝郁化火则会使患者夜寐不安、少眠多梦。针对这些症状，医者在补脾肾的基础上，常加用北柴胡、木香、厚朴等药材以疏肝行气；同时，加用龙骨、牡蛎、琥珀等药材以重镇安神；再加入炒白芍、生白芍等药材以柔肝止痛。通过综合运用这些药物，医者能够精准地调节患者的脏腑功能，从而达到治疗慢性胃病的目的。“调”贯始终，用药贵在轻灵在治疗胃病的漫长过程中，“调”的理念始终贯穿其中，既非一味地温补，也非一味地攻伐，而是坚守着“王道”的治疗原则。这一理念源于对脾胃生理特性的深刻理解：脾胃居于人体中州，如同枢机般关键，其治疗之道不在于简单的补益或泻下，而在于微妙的调和。“调理”的思想在慢性胃病的治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，但具体实践中又需根据病情区分“气机”与“阴阳”的不同。在调理气机升降方面，我们遵循古人智慧，深知太阴湿土需得阳始能运化，阳明燥土得阴方能自安。因此，在治疗脾胃湿热证时，若用温阳之药，恐其化燥生热，加重病情；若用阴柔之药，又恐湿得阴助，缠绵难愈。为此，我们推崇叶天士的观点，强调纳食主胃、运化主脾，脾宜升则健，胃宜降则和。脾胃升降有序，则水谷精微得以传输，腐熟之水谷得以传化。一旦气机失调，传输传化功能便会失常，导致中焦瘀滞，进而化湿化热。因此，在治疗脾胃湿热证时，我们强调清化湿热需以行气为基础，常选用厚朴、枳壳、木香、合欢等药物以行气畅中，半夏、干竹茹等以降气止逆，瓜蒌以泄气通便。对于头目耳鼻之病，我们则常用葛根、柴胡以升阳；对于胃下垂、脱肛、久泻等中气下陷证，亦用葛根、黄芪、升麻、柴胡等药物升阳益气，固脱止泻。在调节阴阳平衡方面，我们深知阴阳平和是健康之本，任何疾病的发生都与阴阳失衡有关，慢性胃病亦不例外。由于脾胃与其他脏腑关系密切，因此慢性胃病所表现的阴阳失衡往往涉及多个脏腑。例如，临床上常见一些患者夜寐难安，多梦易醒，口干目涩，自觉火气旺盛，喜饮冷饮，但稍食寒凉则腹泻不止。此类病症在病机上属于“胃冷肝热”，治疗时既需泻肝胆之热，又需敛肝益阴，同时还要温脾止泻。此外，许多围绝经期女性患者因肾中阴阳失衡而出现周身烘热、烦躁易怒、腰膝酸软等症状，我们则常以黄精为君药，益阴补肾；同时配合益智仁、菟丝子、仙灵脾等药物温肾助阳；再用龙骨、牡蛎、怀牛膝以潜浮阳。总之，在治疗胃病时，“调”的理念贯穿始终，既体现在对气机的升降调理上，也体现在对阴阳平衡的调节上。通过精准地把握病情，巧妙地运用药物，我们能够实现对慢性胃病的有效治疗，帮助患者恢复健康。在药用轻灵临证用药的实践中，医者常能深谙脏腑之特性，与病邪之属性相互映照，巧妙地将二者有机结合。以脾胃为例，其特点在于清阳之气上升，若清阳不升，则谷气易于下流。为此，用药上常选取辛味升散之品，诸如葛根、升麻、柴胡等，这些药物既能升发脾阳，又能疏散外邪，使脾胃功能得以恢复。对于湿热这一常见证候，其特点在于湿邪与热邪相互搏结，如同油入面，难以分离，因此治疗起来颇为棘手。湿为阴邪，热为阳邪，两邪一旦结合，便非简单的“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”所能奏效。单纯使用寒药或热药，往往难以奏效。此时，医者需另辟蹊径，运用轻清之品，以芳香醒脾，辛化祛邪。常用药物如佩兰、藿香、草果、白豆蔻等，皆能轻清化湿，醒脾开窍。此外，茵陈与生扁豆也是治疗湿热常用的药物。茵陈味苦性寒，能除湿祛热，又因其长于三月，独得春升之气，故能入肝经兼能上行；生扁豆味甘性微温，能醒脾化湿。二者相配，寒温相制，宣散相合，既能醒脾化浊，又能升阳舒肝。在临证中，医者常以此二药为君臣，统领诸药以荡涤外邪。在药物的用量上，医者亦十分讲究。取量甚轻，尽管用药质轻量微，但轻可去实，疗效显著。这种轻灵用药的方法，既能避免重药伤正，又能达到祛邪不伤正的效果，充分体现了中医用药的精妙之处。#深度好文计划#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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